咱们河北石家庄高邑县那些村名由来是有大学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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咱就先从俺们中韩镇说起吧。镇政府就在中韩村，这名儿听着就让人觉得位置摆得正。

老辈子人都这么传：明朝那时候，闹“燕王扫北”，天下不太平。完事儿以后，从山西洪洞县那棵有名的大槐树底下，搬来了一户姓韩的人家。

他们走到这儿，看着土地还行，就落下脚了，砍杂草、开荒地，慢慢盖房子，成了个村子。那会儿啊，西边不远有个村子叫西韩，东边呢，也有个村子叫东韩（这会儿早就没了，旧址大概就在现在马村的村东头、赵村的村北边那一带）。

他们这个新村子，不偏不倚，正好卡在中间。起名儿也没多想，姓韩，又在中间，那就叫“中韩”呗。你看，多直白，多实在。这里头，是刚搬来的人家对新地方的认可，是那种“咱就在这儿扎根，不走了”的踏实感。

有意思的是，几百年风吹雨打，最早来的老韩家，现在村里可能都找不着他的后人了，可“中韩”这个名儿，却像砸进地里的橛子，结结实实地留到了今天。这是对老辈人的念想，也是一种说不清、道不明的传承。

对了，俺们这儿前两年刚由“中韩乡”改成了“中韩镇”。这是上头批了的，是好事，说明俺们这儿发展了啊。

说完中韩，咱往富村镇那边溜达溜达。这边有几个村子的名儿，那可更有年头了，一说起来，能把人直接带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，跟那时候的“房子郡”扯上关系。

你就拿东北营村来说吧，现在听着就是个普通村名，它早先可不叫这个，叫的是“东兵营”。为啥呢？

老话讲，明朝永乐二年，也就是公元1404年，从洪洞县那边又搬来了赵姓和孙姓两家人。他们在这地方平整土地准备盖房的时候，估计是挖出点啥老砖老瓦，或者是听更老的人说过，这块地界，在战国那会儿，是“房子郡”用来驻扎军队的营盘！那是屯兵打仗的地方。

先来的人一看，咱这村子正好盖在老营盘的东边，得，也别费劲想新名儿了，就叫“东兵营”吧。后来叫着叫着，人口音可能有点飘，“东兵营”就慢慢变成了“东北营”。

你琢磨琢磨，这名字是不是像个两头通的时光洞？这一头，连着六百多年前从山西来的移民，那一头，直接通着战国时候的兵马嘶鸣。老百姓起名，有时候就这么直接，看见啥是啥，以前是干啥用的就叫啥，这种实在劲儿，反倒给后人留下了宝贝。

跟东北营村像哥俩似的，是西富村。这个村现在的名儿听着多吉利，“富”嘛，谁不喜欢？可它最早的名儿，跟“富”一点儿不沾边，听着还有点硌硬——叫“西监村”。

也是明朝永乐二年，也是从洪洞县来的，这次是姓梁的人家牵头。他们发现，脚下踩的这片土，在战国房子郡那会儿，可不是啥好地方，是设监狱的！村子建在监狱旧址的西头，那就叫“西监村”呗。

古时候的那“监”字，跟一种叫“菅”的野草名字念法一样。老百姓可能觉得“监”字不吉利，或者纯粹是叫着叫着串了音，不知过了多少年，“西监村”就变成了“西菅村”。

这名儿又用了几百年，到了民国十七年，也就是1928年，那时候的县长叫杨及龙，他可能是觉得“菅”字也不好听，像荒草，也可能就是想给村子讨个彩头，下了一道命令，把“西菅村”改成了“西富村”。

你咂摸咂摸这名儿的变迁，从管犯人的“监”，到满地长的“菅”，最后到盼着发财的“富”，这不就是活脱脱一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话吗？最早是老老实实记住这地方原来干啥，中间有点凑合、将就的意思，到最后，可是把心里头最盼的那点事——能富裕、过好日子——明明白白地喊出来了。这种盼头，就是咱庄户人心里最正、最管用的那股子劲儿！

说到老辈子，咱高邑这块地方，那可是大有来头。早先春秋战国时候，咱这儿不叫高邑，叫“鄗”。这可是有正经记载的，《后汉书》里说了，公元25年，汉光武帝刘秀，就是在鄗城南边的千秋亭那块，搭了台子，祭了天，登基当的皇帝。当了皇帝，金口一开，下诏书把“鄗”这个名字给改了，叫“高邑”。

打那儿起，俺们这儿就叫高邑了。一个皇帝亲自下诏书给一个地方改名，这在全国那么多县城里，恐怕也不多见吧？这是刻在俺们高邑人骨子里的老荣光，是俺们文化根子里最硬气的那一段儿。

虽然后来关于“千秋台”到底在俺们高邑还是旁边柏乡，两边老人有时候还会争两句，但刘秀在俺们这儿登基、并且赐名“高邑”这个根子事，那是板上钉钉，没跑儿的。这是咱们大家伙共同的老底子。

咱再看看万城镇那边的西良庄村。这个村子有四百多年历史了，算是老村。它的名儿前前后后变了好几次，就像看一本厚厚的家谱。明朝正德年间，俺们高邑本地的五百村，出了个大官，叫岳凌霜，当过陕西甘州副使、苑马寺卿，官不小。后来年纪大了，告老还乡，在泥河两岸买了不少没人种的荒地，让本家姓岳的佃户们去开垦、种庄稼，慢慢地，人越聚越多，就成了个新庄子。

这庄子一开始就随了他的姓，叫“岳粱家庄”，这名字听着就厚实，指望着庄稼丰收，家族兴旺。到了清朝尾巴、民国开头那阵子，世道变了，村里估计也不止岳姓一家了，名字就变得更像个地名，把姓氏去掉了，叫“西粱家庄”。再后来，人们可能觉得“粱”字写着麻烦，或者想取个更好的意思，慢慢的，“粱”就换成了善良的“良”，变成了现在的“西良庄”。

西良庄这地方，挺看重读书和教育。村里早年出过能人，叫李文东，厉害得很，去过德国、法国、俄国留洋念书，是咱中国搞应用光学的那一拨很早的人。

新中国眼看要成立那会儿，他二话没说就留下来给国家出力，后来为咱们的国防科技立了大功。村里人念他的好，把村里一条挺宽敞的南北大街，取名就叫“文东街”。

现在你去西良庄，还能看到一些老辈儿留下来的高大瓦房，虽然墙皮可能掉了，木头也旧了，但还能看出来当年的气象，一砖一瓦都好像有话要说，在跟你念叨过去的老故事。

再说说这高邑镇，它是县城，它底下的村子自然也带着老味儿。像大夫庄村，这名儿起得就跟一段大历史连着。

根据1983年咱们县地名办公室报上去，经过省里、市里专门管地名的机构核实认可的说法是：相传啊，就在东汉建武元年，也就是公元25年，汉光武帝刘秀在花园村南头那个“千秋台”即位当皇帝的时候，大夫庄村这块地，就是给那些朝堂上的“大夫”们住的地方。

因为这个，村子就叫了“大夫庄”，一直传到今天。这名儿直接把村子和东汉开国那件大事拴在了一块儿。

大夫庄村也是块宝地，出人才。村里走出过不少当兵的，在部队保家卫国，也有不少在各方面有本事的人。

特别要提的是，村里以前有位先生叫张兰，是位看病先生，医术好，心肠也好，四里八乡的人都敬重他，是村里的骄傲。一个村子，既能顶着“大夫”这么个有来历的老官名，又能出这样服务乡亲的好郎中，你说巧不巧？这好像就是一种老话说的传承似的。

你在高邑县这块地方转悠，这些七拐八绕的村名，它们告诉你，俺们的先人，多半是从山西洪洞那棵大槐树底下走来的；俺们这地方，在战国那年月，是动不动就打仗的地界，摆过兵营，设过监牢。

俺们这方水土，还迎来过一位开国皇帝，他金口一言，赐了俺们“高邑”这个名。老辈人安家立业，给村子起名，要么看方位，要么看姓氏，要么就看地上有啥老古董，直接，实在，不绕弯子。俺们也天天巴望着日子能往上走，所以会把有点晦气的“监”啊、“菅”啊，换成心里最稀罕的“富”和“良”。

这些名字里头，写满了移民闯荡的艰难，刻着对古老历史的记忆，透着安稳过日子的知足，更亮堂堂地照着对好光景的盼头。